以我对蒙古族的了解，肉食和乳食是他们的主要饮食，吃饭用刀削手抓。到了乌兰巴托才知道，我的观念已经相当落后。

 

　　街面上最流行的餐馆是快餐厅，卖的却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任何一种快餐，而是俄式煎牛肉排、炖牛羊肉、牛奶汤煮的羊肉丸、包子、炒面、土豆胡萝卜沙拉及小小的饼状米饭团。蒙语发音叫包子的看起来象巴掌大小的蒸饺，是未发酵的烫面皮裹着一大坨咸咸的纯羊肉馅的蒸饺修订版。而普通老百姓的餐桌上，摆的是煮熟的整个儿土豆、仅放了些盐和未去皮的蒜瓣来调味的炖羊肉和列巴（俄式大面包）。说实话，依我那被中国美食宠坏的胃来判断，这样单调乏味的食物实在是难以下咽，吃过两三顿之后便再也不想去沾。

 

　　好在乌兰巴托是个开放型的国际化都市，城里有不少中餐馆以及韩式、日式、俄式、意式、法式餐馆，甚至还有很少见到的爱尔兰餐馆，不仅为水土不服的外国人，也为本国的美食爱好者们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我在中餐馆里碰见过好几回蒙古人举家前来打牙祭，点的都是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这种家常荤菜。一家人安安静静埋头苦干，吃完后一脸的心满意足。与中国人的就餐习惯完全不同，乌兰巴托人像欧美人那样普遍使用刀叉，实行分餐制，就餐时很安静，很少有人大声说话，显示出良好的国民素质。

 

　　蒙古国自1990年受前苏联"剧变"影响而由社会主义国家过渡到民主国家之后，工业发展一直薄弱不振。国内所需的轻重工业产品和生活物资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就连牛奶及奶制品这种畜牧业的主产品居然也要从俄罗斯进口，而诸如家电、服装、小商品以及蔬菜水果粮食则绝大部分靠中国输入。随便走进一家大超市或零售商店，满货架基本上都是进口商品，远从英法土耳其，近从周遭所有邻国。对于不耐储藏的进口蔬菜水果，售价则相当昂贵。两根小黄瓜要十几块钱，一个四五斤的西瓜居然要买60元人民币，就连处理过的耐储藏的罐头蔬菜制品，也要十多块钱一小罐。实在贵得离谱。

 

　　这倒为聪明勤劳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新的生财之道——到蒙古来发展农业种植养殖业。据说目前国内最大的养鸡场和蔬菜基地都是中国人开办的，提供了大量的新鲜鸡蛋和灯笼椒、胡萝卜、洋葱等蔬菜产品，占领着几乎全国的市场。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蒙古传统的膳食结构极不合理。蔬菜水果摄入过少，肉食甜食摄入过多，导致肥胖成为蒙古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在乌兰巴托的大街上随意看看，就会发觉不少胖人的肥胖程度堪比传说中的俄罗斯胖人，腰比身长，横比竖宽，一般中国人是咬牙跺脚也胖不到那个地步的。

 

　　偏颇的饮食结构，再加上寒冷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简陋的医疗卫生条件，使得蒙古的冠心病、肝炎等疾病的发病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据说他们的平均寿命很低，几乎不到五十岁。

 

　　随着越来越多的蒙古人走出国门，去其他国家学习和游历，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已经逐步影响到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酒吧、咖啡馆比比皆是，成为年轻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意节食保持身材的年轻女孩子越来越多，她们本来身材就高挑，再加上着装性感火辣，成为乌兰巴托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乌兰巴托逛街，能够随时见到韩国国旗印在公交车身上，与蒙古国旗亲热地平排相列，也能见到日本国旗飘扬在江苏建筑公司负责整修的通往南郊的友谊大桥桥头，还能看见美国国旗图案不时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大型广告牌上。市区有日本城、韩国城、俄罗斯城，居住着那些国家移居至此的公民，博格达山上的环形人民英雄纪念碑刻有前苏联军人的英姿，山下有韩国人捐资修建的巨大金身佛像，乌兰巴托呈现出一派国际村的友好和平迹象。

 

　　然而对于我们这个提供他们吃喝拉撒全方位资源的邻国，我所看到的却是：中餐馆招牌上的汉字被迫用白漆草草涂去，因为去年年底及今年四月出现过数起冲击中国餐馆和中国公司的暴力事件，官方不得不要求中餐馆做出这一掩耳盗铃的可笑举动；电视播放着公然丑化中国人形象的娱乐节目，因为有着反华的政客在背后强力支持；在一个居住小区的外墙上，有人用毛笔涂写了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You don’t kill people, you kill Chinese。（你们不要杀人，你们杀中国人）。

　　蒙古是中国北部的重要邻国，中蒙建交50多年来，两国关系虽经历过波折，但睦邻友好始终是主流，两国民间关系何至恶化如斯？

 

　　大凡出国旅行过的国人都知道，除了与中国有着“全天候友谊”的巴基斯坦，全世界对中国人的印象都不太好。刚富裕起来先行一步迈出国门的游客和商人，把缺乏公德惟利是图的国民劣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当地留下坏影响是必然的事。然而民间矛盾激化到如此地步几乎要势成水火，恐怕除了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有其他背景原因。

 

　　事实上，从1990年蒙古过渡到市场经济以来，国家经济一直未有大的起色。尤其近年来，国内官僚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老百姓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蒙古的民族主义有所抬头，而不当之处颇多的强大邻国——中国自然成了民族主义分子的标靶，反华情绪日益高涨。

 

　　另一方面，地理位置上处于中俄两个大国夹缝的蒙古，一直小心翼翼的为自己的生存定位。蒙古从立国到九二年俄军撤走之前，都受到前苏联支配和控制，被视为前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九二年之后，蒙古进行激进的民主化改革，与中俄发展均衡外交的同时，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合作关系。而美国也一直试图将蒙古纳入其亚太军事战略体系之中，在这种背景下，自2003年开始，蒙美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代号为“可汗探索”军事联合演习。对于蒙古这种所谓“不结盟”“等距离”“多支点”的外交政策、试图仰仗美国的支持和力量摆脱两大邻国的“地缘牵制”、以十多亿中国人的安全利益换取280万蒙古人“民主和自由新生活”的“引狼入室”行为，中国方面自然得有所反应。曾以关闭二连口岸数日作为小小惩戒，马上就引起了蒙古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

 

　　国力薄弱的蒙古因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不可避免地沦为大国的角逐之地，因此充斥着小国寡民的危机意识，也从另一方面刺激了民间的反华情绪。

 

　　曾有国内媒体传言说，2000年蒙古国的大呼拉尔（相当于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了一项提议，提出把蒙古并入中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及蒙古与中国建立联邦国家。如今看来，这一说法恐怕也是讹传多于事实。

 

　　在我印象中，蒙古包是属于乡村草原的，那里天空纯净明亮，草地辽阔壮丽，牛羊成群、牧歌嘹亮。除了展览作秀，简单原始的蒙古包在现代化的摩登都市里是不该出现的。然而在乌兰巴托，这个全国政治、宗教、文化、经济的中心，成片的蒙古包群不仅填满了市区周遭的山坡，还在城市街区中随处可见。优雅圆润的圆锥形状，洁白厚实的毡布包围，与生硬死板的都市建筑相比别有韵味。如此奇特的城市风情，在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事实上，蒙古有四分之三的人全都住在这种白蘑菇形状的蒙古包里，一是习俗，蒙古包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两千五百年前，这种稳固保暖而轻便的蒙古包成了牧人们数千年草原生活的好家园；二是便利，搭建或拆卸一个蒙古包通常只需要一两个时辰，便于游牧民族经常迁徙的居住特性。一个好蒙古包的造价在蒙古绝不低于一辆好车的价值。

 

　　虽然蒙古包有诸多好处，但比起现代化的居室环境，仍显简陋恶劣。夏季闷热，冬季寒冷，即使布置上现代家具，也还是无法与设施完备的公寓楼房相比。在乌兰巴托，富人早已搬出蒙古包，盖起了连片的现代化住宅楼，而住在山坡上的蒙古包甚至比之更简陋的木制棚户里，是来首都讨生活的外乡牧民。

 

　　自2000年起，连续几年的干旱和大雪使蒙古的畜牧业遭到重创。在受灾严重的牧区，许多牧民都失去了“生活之本”——牲畜。为了生存，他们被迫离开了自己世代居住的辽阔草原，纷纷“游牧”到城市。于是，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便成为这些“游牧”人的首选之地。

 

　　蒙古国土面积为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目前全国人口为二百七十万人，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乌兰巴托登记注册的常住人口有八十多万，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然而实际居住人口却有近一百五十万人。这多出来的六十万人口就是“游牧”人，给首都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一方面，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使就业竞争变得激烈，尤其是服务行业，工资水平持续走低，养家糊口日益艰难，有些人甚至不得不流落街头。另一方面，这些蒙古包和木板房在冬季完全靠烧木柴和烧煤取暖，从四周山坡上千家万户冒出的缕缕黑烟污染着整个乌兰巴托。尤其是夜间，整个城市都笼罩在十分呛人的煤烟之中。草原之都在逐渐失去往日的纯净和清新。

 

　　我曾花了一天的时间沿着依山而行的图拉河徒步行走，拍些风景照片。河两岸是漫坡密集的木房和珍珠般的蒙古包，红顶白墙在蓝天碧草的衬托下分外娇艳，在照片中是如此美丽，却不知身处其中的人又有多少难言的苦痛。也许贫民之痛和环境恶化是发展中国家永远难解的试题，然而生活仍在以它应有的乐观方式继续着。至少，这些前来河边戏耍的孩子们的灿烂笑脸能证明这一点。

 

 

　　在市区闲逛时，我发现有群装扮诡秘的人散布在各处。这些人以妇女居多，皆头戴棒球帽，面戴口罩，将面部遮挡得严严实实，身背大挎包，手里举着一部带天线的电话机，在街头徘徊。最初我以为他们在兜售二手话机，每次端起相机想拍下这些人时，他们总是迅急闪到一旁，躲开镜头，显得神神秘秘，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

 

　　仔细观察之后才发现，他们并不是卖旧电话的，更不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而是充当着“移动公用电话亭”一职。只要前去打电话，他们肯定不会避开你，反而会很耐心地举着手里的话机，安安静静等你讲完，有时还会跟着你的步伐变动相应的位置，绝对是称职的“人工智能移动”。很想询问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可惜只会简单蒙语的我无法进行如此“高难度”的对话。有人说是因为乌兰巴托的街道环境污染大，许多破旧的二手车尾气超标严重，这样打扮多少可以避免些污染，但这种解释多少有些牵强，所以“蒙面人”之蒙面至今仍是我的一个不解之迷。

 

　　跟我国的公用电话不同，这些移动公用电话亭使用的是蒙古电信公司（MobiTel）的无线网络，营业者必须缴纳一万图押金才能开通拨打全国范围内的电话服务，交十万图押金才能开通拨打国际长途的服务。不同的地段话费不同，通常竞争越激烈的地段，话费越便宜。一般情况下，拨打手机每分钟150图（合人民币1元），收入的50%归营业者；拨打座机每分钟100图，收入的25%归营业者。

 

　　从使用者角度来说，虽然近两年手机已经开始普及，并且是单向收费，但昂贵的手机号码购买费14900图（约合人民币100元）及手机购置成本，对于人均收入不足100美圆的蒙古老百姓来说是个不小的门槛。所以这种信号不错成本低廉的无线电话服务仍旧有着广大市场。从营业者角度来说，这种投资额度小经营成本低的个人电信服务生意，也为庞大的“游牧”移民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因为服务地点随意挑选，可根据使用频率灵活改动，更符合蒙古人民的游牧天性。

 

　　据了解，乌兰巴托的“移动公用电话”大概产生于2000年。刚开始时非常红火，最高峰时从业者超过万人，目前生意已大不如前。“蒙面人”们虽然不论严寒酷暑风雪无阻地工作，一天往往要工作八九个小时，每月才能收入几十美元，直叫人感叹生活的不易。

 

 

　　前来乌兰巴托的时候在火车上碰到一个中国商人，介绍乌兰巴托特点的时候告诉过我一句话：是女都是鸡，是车都是的（的士，出租车）。 “是女都是鸡”这一说法显然不厚道，蒙古人有着与中国人不同的道德习俗，从一而终等三贞九烈的道德廉耻观显然不属于他们所有，但把喜欢谁便跟谁过的蒙古女人等同于纯粹出卖肉体的妓女是完全不对的。而“是车都是的”，自然也有些夸张，不过形容倒确实很形象。

 

　　乌兰巴托有正规的出租车，车身黄色，顶灯、计价器、发票一应俱全，只是数量较少，覆盖范围小。作为自发补充，乌兰巴托的“黑车”数量之多，给人感觉似乎但凡正常行驶着的小车只要你手一招，就可以立马转正成为"出租车"。车费按250图每公里计算，车程依据汽车仪表盘上自带的里程表来统计。当然如果不清楚这一约定俗成，不知道起步价，不知道怎么看里程数，被黑车司机宰一刀也是经常的事。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私家车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充当出租车，只有每年缴付两万图（合人民币140元）后才可以自由地拉客。政府的宣传资料上自然也一再强调，不要乘坐无出租牌照的黑车，否则后果自负。

 

　　蒙古的进口汽车是零关税，因此车价相当便宜，一辆崭新宝马3系售价2.5万美元。二手车更是便宜，一辆仅仅跑了五万公里的丰田皇冠售价不超过七万。因此汽车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自行车鲜见，摩托车量少。

 

　　马路上跑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车辆都是韩国现代和日本丰田，也有些豪华车比如奔驰悍马等等。越野车和SUV所占比重不小，因为乌兰巴托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力，路况不好，除了市中心苏和巴托广场附近的道路比较平整之外，其余几乎全都坑坑洼洼，年久失修。

 

　　虽然交通规则是靠右行驶，车辆应该是左驾驶位。但也居然有些右驾驶位车在路上欢势地跑着。并排驾驶着的司机一左一右地坐着，状如哼哈二将，十分滑稽。这一情景，我仅在战后的阿富汗见过。

 

　　到达乌兰巴托之前，我在陈旧的东德造火车上对这个城市展开了无数想象。作为蒙古的首都，这个与中国爱恨情仇缠杂不清的邻国最大的城市，究竟是风吹草低现牛羊的茫茫草原景象，还是杂乱拥挤破败无序的第三世界城市形象？虽然在贾樟柯的电影《世界》里它遥远得象世界尽头，虽然在吉祥三宝小歌手英格玛的歌声里它遥远得隔断了女儿对父亲的绵长思念，但其实从地理位置来看，它离中国边境仅仅700多公里，并不遥远，而且蒙古曾在中国的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曾经亲为兄弟同室操戈了数百年，就连北京城也是因蒙元而兴。然而七百年后的如今，国人们对当代蒙古的了解，不比对火星的了解更多。有朋友说民间传言蒙古正盛行回归中国之风，据说是因为他们觉得处在中俄两个大国的夹缝中没什么发展前途；还有朋友嘱托我到蒙古后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认为即使曾独闯阿富汗的我也得在地广人稀的蒙古格外小心。

 

　　带着诸多疑惑，在那达慕节到来的前夕，我挤上灰尘扑鼻的德式蒙古火车，从毗邻二连浩特的边境小镇扎门乌德向乌兰巴托进发。

 

 

　　那达慕，蒙语意为“游戏”或“娱乐”，原指蒙古民族历史悠久的“男子三技”（摔跤、赛马和射箭）大赛，以喜庆丰收，现指在草原上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届时蒙古族牧民身着节日盛装，不远千里赶到会场参加比赛庆祝及贸易交流活动。七月十一日是蒙古国的那达慕节，又是蒙古的国庆节。今年的那达慕节时逢蒙古汗国成立八百周年纪念，庆典规模盛况空前，几乎所有蒙古人都从四面八方赶往乌兰巴托，还有不少外国游客和媒体记者闻讯前来，把这座城市挤得满满当当。

 

　　一进乌兰巴托，浓厚的节日气氛就扑面而来。草原独有的清透而瓦蓝的高天下，红白相间的前苏联式建筑高大而气派，盘踞在主干道旁，与之相辉映的是明黄的喇嘛庙和洁白的毡房，如朵朵蘑菇一样装点着日益庞大的钢筋水泥丛林。道路上由现代、丰田、奔驰等外国名车组成的车流穿梭不息，在交通要道上还时不时发生拥堵状况。四处可见蒙古汗国八百周年庆典的系列标识印在车身、建筑外表、招牌、商店、T恤上，一切都预示着即将来临的盛大庆典。

 

　　为了纪念成吉思汗称汗八百年，蒙古政府在南郊的博格达山上用白色石块砌成了巨幅的成吉思汗像，有着如来佛一样的长眉细眼，却戴着一顶风雪帽，庄严而和蔼，远望非常壮观。山脚不远处，便是为期三天的那达慕主会场——中央体育场。

 

　　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当局精心准备的多姿多彩文艺节目上，并且前有五百名威风凛凛的蒙元时代打扮的蒙古国骑兵仪仗队列队入场，后有八百名长调歌手悠扬嘹亮的吟唱，但我的注意力，更多地被会场周围的自由集市所吸引。那才是一个认识当今蒙古的绝佳时机。

 

　　中央体育馆四周是被踏得零落兀凸的草地，松浮的黑泥土在人们脚后泛起一阵阵烟尘。上百家商贩呈辐射状在体育场外铺开了大大小小的摊子，售卖各种饮食甜点、日杂百货、服装首饰和民间工艺品。有支开帐篷架着炉子原地叫卖的，有推着板车挎着箱子四处游售的，还有开着货车前来甩卖的；此中还间杂着些射击套圈游戏摊、老鹰杂耍表演摊、老虎机牌九赌博摊、台球摊和现场可取的流动照相摊等，更有大会主办方在场外几个分散的小舞台上定时举办的小型文艺演出，把蒙古的喉音、长调、软骨功、马头琴演奏等极富特色的民间音乐、艺术一一展现在众人眼前。

 

　　精彩纷呈的节目和繁华热闹的集市，吸引了上万人前来。比起身着盛装的演员们，普通老百姓的打扮也毫不逊色。老人们通常身穿色彩华丽的右开襟织锦缎长袍，足蹬黑色软筒牛皮靴，头戴款式繁复的立檐帽，腰扎红绿绸缎腰带，有些老人还在右胸别满了大大小小的勋章，将自己一生的荣誉和骄傲一股脑儿展现在众人面前；年轻女人们则不论身材高矮胖瘦，穿着多半都比较鲜艳暴露：吊带衫吊脖装低腰裤露脐装透视装露背装，有的性感得叫人喷血，有的吓人到如中雷殛；年轻男子们的打扮相对缓和得多，但也是风格强烈，哈日哈韩之风盛行。

 

　　草原的天是变幻莫测的，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乌云压顶，一会儿大雨倾盆，气温也随着浮云聚散迅速变化着：太阳一出便暑气灼热，太阳一隐便凉风沁肤。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欢庆节日的心情。只见一桶桶拳头大小的手抓羊肉源源不断地运来又很快一售而空，沸腾的油锅旁总有好几个游客在等酥脆的羊肉馅儿饼出锅，外裹土豆丁的硕大鸡腿状的油炸羊肉饺子在孩子们手中不时出没，鲜嫩多汁的羊肉烤串躺在烟熏火燎的源头等待着人们大把大把地采撷。还有进口自俄罗斯的果汁奶品，产自中国的果菜服装，来自韩国的饰物化妆品，出于本国的皮革工艺品和矿泉水，通通在这里荟粹。

 

　　商品丰富多样，价格便宜公道，对于有3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蒙古来说，那达慕不仅创造了许多成本微薄的生财之道，也提供了经济实惠的全民享乐时机，无疑是一场最浩大的贫民盛会。

 

　　深吸一口久违的罕萨气息，循着记忆走向我曾经下榻过的桑葚旅馆（Mulberry Hotel）。还未到门口，瘦瘦高高的年轻店主纳兹姆便张开双臂快步迎了出来。眼尖的他打老远就认出了我，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们，一边把我小山一样的背包接过去，象迎接家人一样把我们领到房间里。

 

　　是啊，他怎能不记得我呢？两年前我几乎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一样，在饭厅里即兴组织过小型舞会，在厨房里教过他的厨师烹饪地道的中国菜，还邀请了一堆当地的新朋友来品尝我亲手做的“大餐”。当年依依不舍地离开，注定会有今日的重逢。许多到访过这里的外乡人，都变得象候鸟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按捺不住相思之情，宁愿千山万水远渡重洋也要回来住上一阵子，仿佛这里是另一个令人魂牵梦绕的故乡。

 

　　卡里马巴德在行政上属于阿里亚巴德（Aliabad）镇管辖，但比起那座扼守于喀喇昆仑公路的平庸小镇，卡里马巴德显然要引人注目得多。单看它在海拔7388米的乌尔塔雪峰守护下的绝世风姿，已足够让人慨叹；还有那依山势而建的民居，用朴素的石墙木梁搭出亭台楼阁的错落别致，高高低低，掩映在漫坡丛生的果树白杨林间，呈现出一派祥和旖旎的田园风情；更有那高高在上舍我其谁的巴尔提特古堡，清晰铭刻着罕萨七百多年的王国秘辛，默默记录着岁月变迁的沧桑。因此，即使它位于交通极不便利的大山深处，仍然获得了“巴基斯坦最美”的盛名。

 

　　每年十月到次年的五月，大雪会封住通往这里唯一的交通要道——喀喇昆仑公路，而其余时间都有固定的长途班车从拉瓦尔品第、吉尔吉特及中国喀什方向驶来，将全世界各地幕名而来的游客迎来送往。小镇近十多年的旅游业发展，使这个过去长期与世隔绝的地方充满了现代生活色彩：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和古董店、闲适慵懒的咖啡馆、装备齐全的户外用品店、胶卷冲印彩扩店、可拨打国际长途和上网冲浪的商务中心、充塞着采购自中国的商品的杂货店、提供本地及西式食物的小餐馆、提供不同住宿条件的家庭旅馆等一应俱全，基本能满足旅行者的生活需求。

 

　　然而现在尽管是旅游旺季，各家生意却十分清淡，店主比游客还多。纳兹姆略微有些懊恼地说：“都是这个反恐给害的，越反越恐，现在的局势乱得一塌糊涂。我本来接到了两个房间预订，有几个老客人要从德国赶来，结果昨天临时打电话来给取消了。以前这时候，要是不提前预订，你来了怕还没地方安置呢。”

 

　　“生意既然不好，今年为什么不涨一下房价呢？反正已经来了这里，要多少钱都得住下。” 他给我的房价仍然是两年前的优惠价，带卫生间的标准间每天才一百卢比，合人民币十四块钱。

 

　　“哈哈，是啊，今年不少旅馆都涨了价，因为生意实在不好，运营成本高出许多。但你是老朋友啊，能再见到你就很高兴了，房价就照老样子好了。” 纳兹姆说着说着就眉开眼笑了，“但你得答应我，得再开一次舞会哦！”

 

　　其实所谓的舞会，不过是聚来一些人，在简陋的饭厅里，和着老式双卡收录机播放的欧美流行音乐，随意起舞。没有霓虹彩灯，没有震撼音效，没有刻意装扮，没有肢体接触，人们在音乐中逐渐抛开拘谨，纷纷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跳着或传统或现代的舞步，或自我陶醉，或与人助兴，现场气氛相当热烈。

 

　　对我来讲，这样的场面司空见惯，到国内任何一座城市都可以找到迪厅或酒吧发泄一把。但在巴基斯坦这个保守清规的伊斯兰教国家，娱乐活动实在鲜见。只有在婚宴喜庆之时才可以举行舞会，还要把男女宾客们分开安排在不同的大厅里，各跳各的，互不串门。至于舞厅迪吧这样的公共娱乐场所，是绝对找不到的。

 

　　我上一次在这里举行舞会，纯属意外。本来只是想听听刚买的磁带，可当节奏轻快充满异域风情的本地音乐飘起来时，我情不自禁和着节拍即兴跳起了舞，引得纳兹姆和他的两个小伙计舞兴大动，在一旁蠢蠢欲动。顺势邀他们加入后，发现一旁又悄悄聚来一些当地男人。最终十多个人聚在这个二十多平米的饭厅，从黄昏一直跳到夜深才意犹未尽地散去。第二日出门去，小镇上似乎人人都认识我了，大老远就笑嘻嘻地打招呼，眼神中竟然藏着些暧昧的神色，搞得我莫名其妙，以为自己的做法犯了当地的宗教禁忌。

 

　　接触久了才知道，与我担心的正好相反，他们盼的就是这样的机会来抒发自己能歌善舞的天性。

 

　　罕萨人虽然也信奉伊斯兰教，但这个以卡里姆.。阿加汗四世（Krim Aga Khan Ⅳ）为精神领袖的什叶派支系——伊斯玛仪派大概是最不象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教派。这位现年70岁有着哈佛大学教育背景的世袭精神领袖，在全世界拥有两千万追随者，年收入过亿美金，长住巴黎却拥有英国国籍，先后有过两次婚姻，因第二次婚姻的离婚大战闹得纷纷扰扰，被小报媒体亲切地称为“花心亲王”。伊斯玛仪派虽然也奉安拉为唯一至高无上的神，信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但并不做每日五次的拜功，而且礼拜的方向可以朝四面八方。所以罕萨这里并没有清真寺，信徒们只是在自家墙上挂上阿加汗亲王的肖像，虔诚的老人们在家做早晚两次礼拜，其余人只有节日才举行礼拜。除此之外，信徒们不封斋，不重朝觐天房圣地。该教派富商巨贾众多，遍布巴基斯坦各大城市的豪华酒店连锁——明珠大陆（Pearl Continental）便为该派所有，信徒们的供奉捐赠不是用来大兴土木修建清真寺，而是用来扶贫帮困，资助慈善事业。阿加汗四世自1960年来数次亲临罕萨，并用他基金会的名义资助了当地许多民生、教育和文化发展项目，人们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便以他的名为镇命名：卡里马巴德（Karim-abad），以示纪念。

 

　　相对开放的宗教教义，造就了罕萨人开放的心态，对于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显示出相当宽容的态度。小镇上的咖啡馆里陈列着日本佛教徒留下的木鱼，书架上摆放着韩国基督徒赠送的圣经；小小的音像店里囊括了印巴、阿富汗、俄罗斯、中国新疆和日韩等多个国家的民族和流行音乐；纳兹姆曾自豪地告诉我，他特地去吉尔吉特的武术学校跟中国师傅学了大半年的中国功夫；而他的厨师，更是锲而不舍地向我请教中国烹饪的要诀。

 

　　“好，就这么定了！”我愉快地应承了纳兹姆的请求。是的，这次来不仅要再办一个舞会，还要再走一趟山路，再游一次古堡，再逛一遍小店，让这带着喜玛拉雅冰川气息的清新空气浸润到每一个毛孔里，让这满山谷的丰饶绿意和闲适安详陶醉整个身心。

 

　　在罕萨旅行，不用计划什么线路锁定什么目标，唯一需要的，只是一份悠闲的心情。沿着长长的山路慢慢溜达，走到哪里都是人在画中。抬头，四面都是巍峨高耸的雪峰，几乎触手可及；低头，淙淙流淌的冰川融水顺着十数条人工引水渠，滋润着整个山谷的果树农田。远处，峰峦浑厚，雪顶雄强，尽现喜马拉雅山脉的宏伟苍茫；近处，果园蓊郁，麦浪飘香，一展世外桃源的宁静悠然。晒得热了，鞠一捧清透的冰川水拍拍脸颊额头，冰凉沁心，暑热顿消。

 

　　走得累了，随意迈进一家庭院，主人必会热诚地以茶相待。行走一路，定会遇上无忧无虑的孩童，相互打闹凑趣，欢蹦乱跳着飞奔而过；还会看见恬然淡定的长寿老人，悠闲地坐在树阴下或门槛上，任凭时光划过。即便什么都不想做，懒懒地躺在屋前草坪的摇椅上，只是抬眼啜一口美景，闭眼品一把清风，这山这水就好象把人给融化了，连骨头都是酥酥的。

 

　　旅行经年，看多了好山好水，看淡了相聚离别，然而对于罕萨却有着一份久别故园般的感动，始终无法忘怀。

 

　　晓宇虽是第一次懵懵懂懂跟着我来，对罕萨的名声和背景一无所知，但才逛了一天，就正儿八经告诉我说，将来有时间一定要来住上一年。他这反应并未出乎我的意料，但语言不通而且吃惯酒肉的他情愿长久生活在物质条件这样简朴的地方，除了让我感叹罕萨无与伦比的魅力之外，别无它辞。

 

　　当然，罕萨并非是座完美无暇的圣地，随着摩登世界的文明入侵，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这个曾号称死神开着慢车的地方逐渐出现了冠心病、近视等现代流行病症，因为越来越多的当地人用甜食、咖啡、肉类等代替了传统低脂的健康素食，用便利的交通工具代替步行；镇上的小店开始接纳外来人租赁，有些素质不高的店主以次充好欺骗顾客，降低了商业信用度，影响到其他正直做生意的店主也不得不硬着头皮面对游客们的怀疑甚至刁难；而我遇见的最搞笑的事，莫过于镇上一个开珠宝首饰店的小伙子跟我求欢。他说有日本女孩子曾经付钱让他陪一夜，而他宁愿不收我钱而免费陪我过夜。旅行这些年来，遇见过好几个莫名其妙向我求婚的，还从来没遇见用这样的条件来求欢的。

 

　　因为整个行程时间有限，原本只计划呆三天，但我们却流连了四五天。办了舞会，看了日出，交了新朋，探了老友，直到老天爷都不想留我们，板起一幅阴寒面孔，才催动我们离开。

 

　　临行时，晓宇和我在已经满当的背包里强行又塞进了一些当地的干果和手工艺品，带着朋友们的祝福和礼物，带着满心的留恋，乘坐提前预订好的吉普车前往边境小镇索斯特（Sost）。

 

　　喀喇昆仑公路从罕萨到边境只有三十多公里，沿途却紧邻着三座现代大陆型山谷冰川：古尔金（Ghulkin）、帕苏（Passu）、巴图拉（Batura），它们一改素来的远离人境孤高冷傲，将长长的冰舌从环抱的峻峭山峰中远远地伸出来，几乎平铺到公路上，冰面洁白晶莹，光芒耀目，显得万分淘气可爱，直看得人心猿意马，恨不得抛下行李跳下车去直扑它的怀里。而山势正好在这些地方狠狠地拐了一个大弯，把罕萨河揉成碧绿的一团，夹携着阳光的灿金、天空的幽蓝和白杨的明黄，一头撞进行人的眼帘，只落得大家伙儿一个个目瞪口呆，屏气讷言。

 

　　这是我生平头一次见到如此绝美的风景，比起罕萨祥和的世外桃源风光，这里更象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家绝境。大自然中最明艳的色彩都混在这里，如此热闹喧嚣，却又万籁俱寂，即有压人胸口的旷达，又有明净透视的缥缈，目睹这几乎到达极致的自然杰作，突然觉得凡尘俗世中的那些纷扰欲求，是多么浑浊而渺小，甚至比不上这空气里的一粒浮尘。

 

　　两年前走的是同一条路，却没看见这风景。因为我是趁夜赶路，怕误了第二日清早的班车，人生中有多少就这样错过的美妙风景？就如我，长久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寻宝猎奇，当我以为收获了满箱满载的宝贝和回忆时，谁知道在不经意中我又错过了多少更为精致的风景或事物呢？然而无涯的宇宙即使无限地敞开在我们面前，能获取和感知的始终只有极少部分。与其担忧那些未知的缺失，不如把眼光放在这触手可及的当下。在这一刻，我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感动着，经历着。

 

　　当我和晓宇挤在被强行塞进了八个人的三厢车里到达红旗拉甫时，回望这片逐渐消失在群峰万壑的大地，感慨万千。历时一个月的中亚寻宝历程，一路有欢笑也有悲伤，有收获的喜悦，也有错失的怅惘；有不经意的感动，也有抑制不住的愤慨；有面对残酷战争和冷漠人性的无奈郁闷，还有躲过一月后百年不遇大地震的幸运，最终平安地满载而归。

 

　　这只是我人生路途上的极小一步，还有大大的世界等我去探索。也许下一次，你我将在异乡的某个街头擦肩而过，别只顾着低头赶路，记得驻足片刻，用心去感受这个的世界伟大和平凡吧

　　回到伊斯兰堡从艾大夫家取了先前存放的行李，辞别一直对我们照顾有加的菲达，去拉瓦尔品第长途汽车站搭上NATCO公司的长途夜班客车。

 

　　上次独自乘车走这条线路时，夜航程是在我一个接一个的瞌睡里展开的，睡眼迷糊中只觉得似乎每隔几分钟其他乘客就要倾巢而出，去路边或大或小的清真寺做祷告，如此不辞劳烦，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清晨抵达巴控克什米尔城市吉尔吉特。然而也许是被我们从阿富汗带来的战乱烟火所传染，这次看似清闲乏味的行程也弥漫着不安的气氛，火药味十足。

 

　　夜里十二点左右，刺眼的灯光把我惊醒，睁眼一看，长途班车停在一座灯火通明店铺林立的小镇上。每家店铺都在营业，四五只日光灯管把店里和周遭照得亮堂堂的，却没有几个人影，四周一片静谧，整个镇子显得空空荡荡的。不记得上次到过这样一个地方，荒山野岭深更半夜突然出现这么一个看似繁华的空镇，煞是诡异。我找同车的人询问究竟，他们只是反应迟钝地摇摇头，表情麻木地依次下车。不出两分钟，车上除了睡得迷迷登登的晓宇和我，其余人都走光了。我全身一个激灵，睡意全无，摇醒晓宇，一起下车去探查究竟。

 

　　问了好些人才大致弄清楚，这个小镇叫百香（Besham），隶属西北边境省，位于印度河右岸，扼守于进入北部山区的交通要冲，因此商业服务业比较发达，半夜三更照样开门营业。然而今晚所有去北部山区的大客车全奉命停留在此处，没人知道为什么。

 

　　即来之，则安之。这是我的一贯宗旨。周围的小店除了出售餐饮百货水果烟草等，还出售武器弹药，随意参观，任人挑选，服务热情，价格低廉。八米见方的小门店里井井有条地摆放着多款手枪、步枪、卡宾枪、机枪、手雷和各类防具，不仅有鼎鼎大名的AK自动步枪改装版和MP5冲锋枪，有一家居然还出售威力巨大的RPG便携式火箭筒，这种被人称为“穷人的重武器”，性价比极高，只要使用得当，固定目标、轻型装甲，甚至是低空悬停的直升机都可以被其“通吃”。这些武器少部分来自国外工厂原装，大部分是部落区的武器作坊手工制作，比我在拉合尔武器店里看的品种齐全得多，威力也大了无数倍，价格却便宜得令人乍舌。一把手掌大小的勃郎宁袖珍手枪售价400美金，可装6发子弹，仅重三百多克，携带十分方便，我认识的一位巴基斯坦英语女教师便拥有一把这样的枪防身；一把精工细做的仿意大利92F的9毫米手枪才卖50多美金，折合人民币约八百多块钱，它的有效射程为50米，一次可以装载15发子弹，重量仅1公斤，握起来非常轻便，据说目前在美军中已大量装备这款；而一把经典的AK-47突击步枪，居然只卖60美金，店主声称其固定枪托采用的还是打磨得细致光滑的胡桃木。

 

　　这些仿制的枪械质量究竟如何我无从知道，况且本人也并非战争狂人，对于这种日常难以接触得到的危险武器只有好奇心，并无拥有意。更何况枪支弹药在我国属于国家管制物品，普通公民在我国境内携带枪械子弹将触犯刑法，会被列入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所以虽然一旁有好事者不断怂恿，说可以买一支便宜的步枪在这边山区打靶玩玩再扔掉，我也只是好奇地摆弄摆弄，开开眼界，晓宇也仅是饶有兴趣的四处看看，过过干瘾。这么多威力巨大的武器毫无控制地流落到民间，可以如此轻易地买到，一旦泛滥成灾，将造成多少生灵涂炭，祸及无数，不由得人不为之忧心。

 

　　在武器枪械店里耗去了三个多小时，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围观者免费参观。直等到我们把能玩的枪械都把玩了一遍，连看客们都逐渐失去了围观的兴趣，这四五辆NATCO班车才乘着黎明的曙光陆续出发。

 

　　第二日中午，赶到群山环抱炊烟袅袅的吉尔吉特，我才从他人口中断断续续知道了内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于近段时间阿富汗的动荡局势所影响，巴基斯坦的社会秩序也受到干扰，国内的恐怖活动以及宗教冲突日益升温，尤其在卡拉奇及北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暴力冲突流血事件逐渐增多。原本，巴基斯坦大概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中国有着全天候友好态度的国家，可是随着中亚安全局势的恶化，驻扎在巴基斯坦的中国人也险象环生。昨天上午有一小撮身份不明的暴徒试图冲进一家驻吉尔吉特的中国工程公司，受到阻挠后开枪打死两名当地警卫后逃离现场。这次针对中国人的未遂袭击引起当地政府的高度关注和戒备，在全城实施了自年初什叶、逊尼两大教派流血冲突后的第二次24小时宵禁，所以我们的长途车才会被截停在百香镇，直到宵禁结束才得以通行。

 

　　所谓的西郊长途车站只是一处平坦开阔的空地，近百辆大小不同新旧不一的出租车凌乱地停在那儿，等候乘客自行前来雇车。卡扎菲帮我们找了一辆带空调的丰田出租车，讲好价钱，还将司机的证件驾照信息仔细地记在一个小本上，才帮我们把行李转到这辆车上。面对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无以为报，只好将未花完的所有阿富汗尼（阿富汗货币，1美金约兑换48阿富汗尼）一股脑儿全掏给他，并且再三坚持才让他收下。

　　从喀布尔通往贾拉拉巴德到边境吐尔汗的公路是南亚次大陆大干线的北端，这条世界史上著名的大干线始建于印度莫卧儿王朝时期，曾经一度连接了整个中亚到印度半岛的军事、经济和文化版图，如今却因为连年战乱和动荡的局势变成了阿富汗最危险的路段之一。上车向西行了不到三十公里，就遇上ISAF（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三辆德国“狐”式三防侦察车迎面奔来，看车上的红白绿三色国旗标，应该属于意大利军方。刚过几分钟，又遇上一队ISAF的装甲巡逻车队匆匆驶过。

　　我有种不详的预感，看了看晓宇，他也正忧心忡忡地看过来。“前面大概出事了吧？打仗了？”我问道。

　　“可能吧，”晓宇有些迟疑地接上我的话头，顿了一会儿，安慰我说：“即使在打仗，这会儿也一定打完了，因为军车是返回喀布尔的。只有这些装甲车队跟我们往同一个方向去，才说明战事紧急了。”

　　看看司机，他对这种情形似乎习以为常，满不在乎地继续开他的车。

　　又开了二十多分钟，前方出现一道关卡封住去路，所有车辆都被截停在路边。真出事了？我走下车找人打听状况，有两个老警察呆在路旁一间孤零零的窄小砖房里，一句英文也不懂，同来的司机也听不懂英文，大家站在一起连手势带表情一阵瞎比划，居然也大致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警察说维和部队正在前面跟塔利班份子交火，所有车辆都不得通行，让我们返回喀布尔去。我说我们赶时间，今天非得赶到边境去，还亮了亮手中的相机和工作证。警察把这本全写着汉字的证件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很客气地递还给我，说他们是奉命阻断交通。想想先前碰到的往喀布尔去的装甲车队以及晓宇的分析，我估摸交战多半已经停了，就坚持要通过。两方用这种奇怪的交流方式争辩了一会儿，最终其中一个警察大手一挥，放我们过去了。看他那神情似乎在说：你们非要过去讨死，那就后果自负吧。过了关卡开了两个多小时，又碰上一队驶向喀布尔的装甲巡逻车队，这次不仅有三辆“狐”式三防侦察车，还有一辆德国奔驰290GD越野军和一辆装甲油罐车。看来战事真是结束了呢，我们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

　　从喀布尔到贾拉拉巴德这一带全是光秃秃的山区，道路上厚厚的浮尘足以和月球上的宇宙尘相比，一脚轻踏上去激起的尘土能飞扬及膝，车辆驶过之后的扬尘更是遮天蔽日。因为从关卡过来的方向只有我们一辆车行驶在路上，所以走得相当清爽，浑黄的尘土全被抛在身后，料想道路被封应该有一会儿了。这样小规模的遭遇战在阿富汗基本就没停过，没完没了的战争除了把一个曾经富饶强大的阿富汗王国变成焦土，几乎没有给任何集团带来真正的利益。

　　正当路程行驶过半时，道路前方出现了一长溜ISAF的装甲车队，缓缓向前驶去，车后门上均贴有小小的黑红黄三色国旗标，应该是目前驻阿维和部队中的主力——德国维和士兵出动了。车队前后各有两辆“狐”式三防侦察车护卫，这种6×6轮式装甲车最大速度能达105公里/小时，拥有出众的快速启动能力，其变型车有十多种，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队列中间有一辆德国陆军“野狗”Ⅰ型全防护车，一辆“狐”式装甲人员运输车，两辆奔驰越野军车，一辆装甲油罐车，还有两辆拖着“鼬鼠”轻型空降战车的装甲货车以及两辆后勤车。道路本来宽度不小，比中国标准的双向两车道公路还要宽出两三米，但要让这些庞大的军事装甲车与迎面陆续驶来的民用大型卡车错车，仍然不是件轻易的事，只能尽量靠边慢慢往前挪，以避免刮到对方。一时之间，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山野岭变得热闹非凡，公路上如同开着一场国际汽车博览会，有当今装备最先进的军事装甲车，有老掉牙的前苏联老卡车，有性能卓越的奔驰越野吉普，也有装饰得花里胡哨的三轮小货车。许多民用重型卡车都配有专人在关键路段观察边距指引方向，有些人坐在高高的车头顶上指指点点，有些人在道路上跑来跑去身后拖起一串尘雾，在这种状况下若是有恐怖分子混在人群里，确实很容易对维和部队发动暗杀或炸弹袭击，当然其余老百姓也免不了被祸及，将会演变成一场血流成河的人间惨剧。据说此类悲剧过去几年来已经发生了好些，使得这条公路背上“阿富汗最危险”的名声，难怪担任值勤任务的士兵们个个严阵以待，站在防护严实的装甲车仓里探出半个身子，头戴钢盔、墨镜和面罩，将面孔遮挡得严严实实，双手牢牢把持着车顶机枪，警惕地调整方位，随时应对周遭情形。

　　我从来没想到自己有机会亲眼见到这样的阵仗，而且是如此近距离的观察，激动地早已忘了自己正身处陷境，端起相机一个劲狂拍，拍着拍着还嫌不过瘾，打开车门下车去站在路中间拍摄。拍完一卷回到车上后才想起自己是个女性，在喀布尔的闹市区还被人偷偷袭击过，在这里居然还敢站了出去，是不是真的有点不知死活了？难道不知道塔利班即不欢迎外国人，也不讨厌女人抛头露面吗？出来是为了开阔视野见识世界的，就算不怕死，也不能找死啊。吐吐舌头，我在心里暗暗责怪自己的卤莽。

　　我们前面就是押阵的“狐”式三防侦察车，每当我的镜头对准探出半个身子正在值勤的德国士兵时，他就会刻意往后缩缩，把自己已经被墨镜围巾遮挡得很严实的脸藏在机枪后面；可是每当出租车司机将车开得离前车太近时，这个德国兵就会把那挺7.62毫米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我们。晓宇本来一直坐在副驾驶座上，总被人用枪指着，浑身不自在，干脆换到后座来。不能冒险出去拍，我便坐到副驾驶位置上，透过档风玻璃抓拍这一难得的场景。车队走走停停折腾了四十多分钟，我们也就一直跟在这辆侦察车后面，无论我何时举起相机抓拍那个德国兵，他总能适时躲在机枪后避开我的镜头，还一点不耽搁观察四周动向，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终于拐过一个山脊，虽然前面山坳处的道路仍然堵得一塌糊涂，但这一面山坡的势头已经稍微平缓。我们的司机大哥终于发威了，换上二档，方向盘往左一打，一把就冲下山坡劈出一条捷径横切过去，从山谷再拐上公路时，拥堵的车流已经被我们抛在后面了。司机师傅露的这一手，跟之前来喀布尔时雇佣的“沙漠浪子”兄不相伯仲，阿富汗真是藏龙卧虎啊。

　　本以为前面再无大碍，没爽快多久，道路又给堵住了。这回是让来喀布尔方向的民间车辆给彻底堵死了，大大小小的车排成一条长龙看不到尾，除非长出翅膀，我们这车休想再超过去了。大部分人都下车了站在路边无所事事谈笑风生，一派悠闲自得的样子，一些毛头小伙子甚至跑到我的镜头前摆出各种姿势，臭美不已。哪里有半点战事紧张的氛围？

　　就这么又干等了一两个小时，终于等到道路开通。我们与所有车辆擦肩而过，之后一路顺畅，直抵贾拉拉巴德。

　　在贾拉拉巴德一个餐馆里吃午餐时我向旁人打听才知道，早晨确实发生了一场激战，有一小队塔利班民兵袭击了维和部队，打伤了两个士兵。在ISAF救援部队赶到之前，他们已经边打边撤，逃回山里去了。交火的地点叫苏古尔，就在我们来的路上某处。确切地点在哪儿，我到现在也没查清楚，不过看来只要这世界还有武器有强权，战火就无法消弭。人性的贪婪和自私，最终会将人类引向何处？

　　认识卡扎菲纯属偶然，但其实也是必然。

 

　　卡扎菲负责管理旅馆所在片区的所有警卫，三十八岁的他曾经参加过北方联盟的民族抵抗组织，额头上有一道铜钱大小的坑疤，是童年时被炮弹的弹片击中后留下的，胳膊和腿上也带了好几道触目惊心的伤疤，不过这一切都妨碍不了他独有的欢快笑容：鼻梁首先皱起，然后笑纹象石榴花一样向四周荡开，在整个精瘦的脸上缓缓绽放，表情异常生动。遇到卡扎菲时我正在向旅馆门口的警卫打听网吧，警卫听不懂英文，跟我一通乱比划。卡扎菲走过来打听清楚原委，便冲我露出这样的招牌笑容，让我晚上八点在USPI总部门口等他。

 

　　当晚他果然准时出现在门口，轻轻打开厚重的大铁门，领着我穿过一条曲里拐弯的走廊，停在一道锃亮的不锈钢门前。门里是一间三十平米左右的封闭式机房，房间温度由天花板上的中央空调控制得刚刚好，三面墙壁被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线路和指示灯的大型仪器遮挡得严严实实，红红绿绿的光闪烁不停。房中央放有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上面摆着一台二十一寸的液晶显示屏，用的是Windows XP操作系统，案头还放了几台传真机模样的黑匣子，不时发出“嘀”的一声。一个身穿白色紧身背心的光头彪形大汉正悠闲地坐在电脑前，用雅虎通与人聊天，看上去极象主演《极限特工》的好莱坞光头肌肉猛男范·迪塞尔。

 

　　卡扎菲与那人用阿富汗达理语叽里咕噜对话了一阵子，那人时不时还看我几眼。我暗暗纳闷，不知道卡扎菲带我来这里做什么，看来这个地方相当机要，大概是通讯交换中枢，也许此刻正有什么重要讯息数据包在传送着。我正自己一个劲儿瞎琢磨，只见那大汉站起身让出位子给我，让我用他的电脑上网。

 

　　我既惊愕又欢喜，既困惑又紧张，完全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轻易就让我进入如此紧要位置，万一我是个训练有素伪装成平民的间谍或者基地组织的奸细，岂不是很容易就控制了他们的通讯枢纽？那些被他们保卫着的政府和企业的行踪动向岂不是暴露无疑？兴奋地胡思乱想了半晌，脑海里上演着一幕幕惊险间谍片场景，把自己变成了上天入地无孔不入的007，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开始做我的正事——查邮箱回信息。处理完毕，正待告辞，光头大汉却饶有兴致地跟我聊起天来。原以为他是阿富汗人，可一口流利的美语和酷酷的肌肉男形象又象是美国人，但他的名字听起来还是象个阿富汗人，碍于礼节我最终没有细打听，留下一个至今仍然不解的疑团。我们三个人就呆在这间机房里东拉西扯地闲聊了一会儿，还互留了雅虎通帐号，谢过他们出来已经快十点了。

 

　　次日外出后回旅馆，正好碰上卡扎菲跟五个便装打扮的壮汉在门口谈话。看那几个人双目精光闪烁的样子，八成是职业军人。有了昨夜的经历，今日跟卡扎菲再相见，我们已经熟稔得象老朋友了。打过招呼，大家便一起谈开了。

 

　　这几个人果然是军人，是卡扎菲以前在北方联盟的战友，现在政府军队里服役，今天休假过来探望老朋友。北方联盟是阿富汗反塔利班主要力量，联盟的军事领袖阿马德·马苏德被阿富汗第二大民族——塔吉克人奉为民族英雄，曾经率部成功地抵抗住前苏联军队对其领地的入倾，人称“潘芟６ā保笠蚱浣艹龅木轮富硬拍艹晌此利班联盟的军事首脑?001年9月9日，他遭两个伪装成新闻记者的恐怖分子自杀性炸弹袭击，不幸身亡。虽然自他死后其领导权就处于真空，无人可以取代，但北方联盟在民间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并且在美国发动反塔战争之后第一个接管首都喀布尔，是打民主政治牌的卡尔扎伊政府不可小视的力量。卡尔扎伊政府为了稳住局势，不得不在表面上拉拢北方联盟，与其分享政权，其实暗地里对联盟势力十分排斥，一再削弱他们的地位和权势，不再重用。卡扎菲神色黯然地对我说：“我就是被排挤，才出来到这个保安公司工作的。”他的一个颧骨上有伤疤的大胡子战友也补充说：“我们前脚抓人，他们后脚就放人，根本就不想真正消灭塔利班，这样美国人才有理由一直留在阿富汗。”此话一出，听得懂英文的其他几个人也纷纷点头。

 

　　只不过是少数统治集团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却要平白牺牲多少鲜活的生命。不管属于哪一边，在这块硝烟弥漫的政治棋盘上，生命的价值都变得如此渺小卑微，不是棋子就是炮灰。除了叹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等到第五天时，菲达终于办好邀请函，准备传真给我们。星期天大部分商家都关门歇业，连邮局都不办理收发传真业务，费了一番周折，在星期天市场的黑市换汇区接到了两份商务邀请函传真。次日办好巴基斯坦商务签证，得知我们要离开，卡扎菲又主动提出送我们去西郊长途车站搭车去边境。

 

　　我一直不太明白这个笑得象朵石榴花似的阿富汗男人为什么会对我这么信任友好。刚认识就敢把我带进他们的机密要地，之后又无偿载我们去南郊游玩，临别前还驱车送我们到二十多公里外的车站，整个过程中他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侵犯或不敬的意图，也没有表演中亚男人惯使的求偶之举，与我的交往似乎只是为了“革命的纯洁的友谊”？抑或是为了展现“阿富汗人民的热情好客”？这就算是喀布尔给我留下的另一个疑团吧。